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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而是看你在乎多少,

康圣人一生发了无数通电,不过他若自夸我通电发的好,旁边一位老夫子只怕会笑出声来。
所谓通讯技术,是通过事前建立好的网络,利用约定好的手段和方法,来达到传递信息的目的。上下五千年,人们用来进行信息交流的载体从甲骨、泥版、竹简,到纸张、绢帛,再到光盘、U盘,手段也从捎口信、写家书一路进化到了打手机、上互联网。写下“蝶去莺飞无处问,隔水高楼,望断双鱼信”的古人若能看到这么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欣喜若狂之余,怕也是要挢舌不下吧。
至于慈禧太后,她已经充分领教了电报的威力,总算乖乖闭上了嘴,不再横生阻挠。
如果不出面辩诉,那就是承认自己非法建线,这种官司就算打到女王面前也是输定了。千错万错,就错在自己谁也没告诉,到头来哪国法律也帮不上忙。
当然,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每封都在数百字,详述战况,以免贻误战机。
所以民间的商人和普通百姓,都曾多次呼吁电报能够降价,但毕竟这玩意是绝对的垄断经营,民间呼声虽高,终究也是白搭。
清朝官员不是傻子,南洋大臣李宗羲派人来责问,洋人们振振有词:我们没违反终端上陆的规定啊,你看这线还在水里泡着呢,还算海线!中方官员心想,别扯淡了,这江南水系都是纵横相连,要按你们那标准见水就算,电报线能一口气修进阳澄湖去,以后我们大闸蟹还吃不吃了?
当然,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每封都在数百字,详述战况,以免贻误战机。
张振武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舆论大哗,国会议员更是义愤填膺,叫嚷着让总统出来给个交待。袁世凯推托不开,只好两次发布答辩书,辩称此事系根据黎副总统密电处理。至于密电的内容是什么,他打死也不敢公开,只是让议员们去问黎元洪。
陈宦可就惨了。如果老老实实按照他老师的方略走,本可以坐收名利,可就因为多加了那一句话,却搞得整个北洋都跟他反目成仇。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电报员是个十分吃香的工作。晚清各电报局的报务人员都由电报学堂的学生组成,每月可以拿到30两银的薪水,民国时期的电报员每个月也有100元的收入,而且从不拖欠,相比起一般人来说,待遇相当优厚了。甚至跟同时期的欧、美同行相比,中国电报员的薪水也算得上高人一头。英国同时期电报员年收入只有5.8英镑,美国著名大财阀安德鲁卡内基在匹兹堡市大卫电报公司当电报员的时候,月薪一开始只有13美元。
我已习惯了记者赶稿的节奏,年轻时伏案奋战,一个馒头一个苹果,一口气下笔洋洋数千言。可我发现儿子写书的进度相当缓慢,又不敢多问。后来看到成稿,方才明白,两位作者不是在抒情,不是在编故事,他们是在修史,是在做学问。
但人家字面上又确实挑不出什么毛病,两边争吵了许久也没个结果。李宗羲觉得中国权威实在不够,就找英美两国斡旋。可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胳膊肘朝欧洲拐,乐见丹麦人敢为天下先,都肯出力气。
所以按盛宣怀的原话就是:“欲拆厦岸已成之丹线,方能拒福、汕将至之英线。”倘若能够先行把大东公司摆平,来一个釜底抽薪,大北公司也就离失败不远了。
这位两江总督的名字大家也许都能猜出来了,没错,叫作马新贻;而那位刺杀他的人,叫做张汶祥,这件案子就是赫赫有名的清代四大奇案之一刺马案。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电报员是个十分吃香的工作。晚清各电报局的报务人员都由电报学堂的学生组成,每月可以拿到30两银的薪水,民国时期的电报员每个月也有100元的收入,而且从不拖欠,相比起一般人来说,待遇相当优厚了。甚至跟同时期的欧、美同行相比,中国电报员的薪水也算得上高人一头。英国同时期电报员年收入只有5.8英镑,美国著名大财阀安德鲁卡内基在匹兹堡市大卫电报公司当电报员的时候,月薪一开始只有13美元。

有人作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已经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搞得整个民国时代如同过年一样,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后来电报局日渐增多,不再是一省甚至几省一局了,形成了一个网络,基本上大、中城市都设置了电报局,小城还设置一些代办所,发报的费用有所下降。于是中国电报局统一了收费标准,按“路有远近,费有等差”的原则制定,改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递加的计费办法,明确规定华文明语每字,本府城内收银元5分,省内1角,出省每逾一省加收2分,比如天津至通州,每字一角,到清江一角一分,到上海一角五分等等。加急电报按普通电报三倍收费。华文密码及洋文加倍收费。前面提到刘铭传修的那条闽台电缆,因为是海线,所以比较贵,每个字收费两角洋钱,以当时的时价可以买一斗米。
这是中国电报史上极关键的一个原则,后来多少纷争,都是由它而起,影响极为深远。
饶汉祥通电骈文的最高潮是在民国11年6月6日。当时第一次直奉战争刚结束,直系打算捧出闲居已久的黎元洪当总统。黎元洪说除非答应他废督裁兵的主张,否则绝不接受。他的这份裁兵通电按照惯例,还是由饶汉祥代拟。老爷子自从跟随黎元洪避隐天津以后,发通电的机会少了,可憋得不行,这次得了机会岂肯放过?如椽大笔一挥,洋洋3000多字,创下了民国通电篇幅之最。
这个有名的“半字电报”风流佳话,就发生在二姐允和和其三妹夫沈从文之间。
早期的电报以直流传输于架空单线铁路,以地气完成回路,不能跨越海峡或远涉重洋。1850年,第一条水线跨过英吉利海峡,和法国连接到了一起,并产生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cable——海底电缆。
康有为当晚直接在塘沽下了车,他订的是海晏号客轮,上了船以后,康有为被告之因为机械故障,要第二天下午四点才能启航。这条船归中国轮船招商局管,康有为唯恐船上有荣禄的耳目,索性下了船,在码头附近的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也就是9月21日,他绕过招商局的轮次,特意选了一条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重庆号,于上午11点离开塘沽码头。
凭借这一次漫长的电报谈判所收获的权利,海旱线相接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快凸显了出来。1882年,中国电报局的电报费收入为6万余两;5年后上升为41万余两;又5年达63万余两;到1895年上升到115.5万余两。
宋太祖说过,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此时的清朝政府也是一样,电报局里不容洋人酣睡。在1883年,清廷借着中国电报局移镇上海的机会,终于派了两个谈判代表着手解决大北公司这一头疼的问题。谈判代表才两个人,首席代表是盛宣怀,他的副手是郑观应。
经过反复谈判磋商,大北公司终于答应卖给胡雪岩一批电线和器材,但又拖了整整一个月才姗姗运到。心急火燎的胡雪岩立刻安排开始安装,但工程开始没多久,胡雪岩就发现这批器材的质量根本不过关,工程被迫立刻停工。
在他之前的发明家们——比如许林格、惠更斯等人——都在试图找出一种通过电流传输,用导线或磁针的多种排列和位置改变来代表26个字母的方法。但是这样的实现方法技术难度大,工艺复杂,成本又高,很难进行商业推广。
吴佩孚这手收放自如的通电手腕儿,据说也不是无师自通,而是得自张其锽的真传。
所以民间的商人和普通百姓,都曾多次呼吁电报能够降价,但毕竟这玩意是绝对的垄断经营,民间呼声虽高,终究也是白搭。
大北公司和中国电报打过多年交道,恒宁生耍过的中国官员不计其数,但唯独糊弄不了这位郑先生。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这一条闽台电缆用得相当久,日据时期也用,二战时期也用,二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曾经用这条线与福建外海的川石岛电信局进行通讯,一直到1949年把它截断。后来加拿大出了一位台湾史的研究专家史康迪,他从1982年开始就试图找到这条电缆,走遍台海两岸,爬梳资料,一直到今天仍旧没有放弃,前后近30年,其中波折不可历数——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邮传部是清朝官制改革的产物,其建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虽然说它也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终究清朝已经从根子上朽坏了,不是哪几个人或机构所能挽回的。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次年,邮传部改为交通部。现在台湾地区的“交通部”仍然管理电信邮政业务,就是此事遗存。
龚照瑷拿下孙中山之后,立刻给总理衙门拍了一封密电,说孙中山自己来到使馆,已经被控制住了,请总理衙门迅速回电指示下一步行动。孙中山被抓只是万里长城第一步,从伦敦到北京千里万里,如何把他绕过英国人耳目活着带入境内,还是个难题。
邵飘萍是民国报界的第一号铁骨头,也是民国报界第一号名记者。他于1918年1月在北京创办了一份报纸,取名为《京报》,主张言论自由,专门针砭实事,揭发官僚和军阀的弊端,因此极得读者喜欢,代派处很快遍及全国。说句题外话,90多年以后,北京有一份一块钱能买几十版的新报纸也起了同样的名字,在发行前期大作宣传,后来大概是有熟悉前朝历史的人琢磨出这名字容易引起联想,就在前面加了个新字。
1.公开证实外国公使是否还在世,如果还在,他们的现状如何。

在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为了汇报他和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会谈情况,用密码电报向国内总理衙门拍发了一份长篇电报,其中包含了陆奥宗光给中国政府的绝交书函件全文。孰不知他已经中了日本外务省的圈套。

远的不说,吴佩孚最近一次的复出组织护宪军政府,完全是为了维护曹锟的贿选宪法,跟他通电时的满嘴大义可以说已经完全背离——其实北洋军阀人人都是如此,只不过吴佩孚通电名头太大,对比起来也最为讽刺。邵飘萍苦心孤诣拟出的批语,可说是至为辛辣。

大北公司眼看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恼羞成怒,唯一能作的只有取消自1871年就实行的中国政府公务电报免费的福利,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聊作报复。恒宁生临回国前,给盛宣怀发了份正式公函,称“自十月初三日为始,所有中国头等官宝报由大北电线寄发者,须照章付足电资,方为发报”,羞愤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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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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