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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你就会成功。

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时任铁路大臣的盛宣怀等人就在一起秘密商议过对策。一向善于利用电报的盛宣怀自然也不可能放弃自己最为有利的阵地和武器,电报也随之再次走进了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扮演了重要道具的角色。
这一走,真是险之又险。因为几乎就在康有为登船的同一时刻,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了戊戌政变。这一次政变的起因,有学者认为是袁世凯回到天津之后立刻向荣禄告密所致;但也有人认为是维新派行事不密,反被慈禧先动了手,袁世凯见大势不妙,这才慌忙向荣禄坦承兵变计划。无论哪一种说法为确,总之慈禧太后在9月21日使出了霹雳手段,先把光绪幽禁在瀛台,然后由步兵统领崇礼亲自挂帅,率领3000缇骑在北京城内外大举搜捕。京城一时间腥风血雨。
于是丁日昌不动声色,一边派心腹去搜集利富洋行的情报,一边让人给沿线当地农民制造舆论,说这电报线路吸人魂魄,破人风水,同时暗示他们如果出了什么事官府绝不追究。当地农民本来就对这些电线杆看不顺眼,只是出于对官府的敬畏不敢妄自生事,如今既然官老爷都发话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最后邵飘萍在吴佩孚的照片底下大笔一挥,写下了“除通电外一事无成,吴佩孚。”11个大字。这句批语着实利害,虽有些偏颇,却入骨三分,就算吴佩孚亲临,恐怕也是哑口无言。
整个风波就此平息,各方皆大欢喜,只有雷诺一个人诉苦无门,饮恨回国。他本来进了一批新的电报线路材料,打算扩大规模,这回也全打了水漂,扔在库房无人问津。
这两个人都热衷于电报机的发明,于是一拍即合。依靠着库克的活动能力和惠斯通的智慧,很快便制造出了一款五针电报机。
而电报呢,套句应景的话就是“眼睛一闭,一睁(一秒钟),就转地球七圈半了,嚎?”这中间的效率差了多少倍,数学不太好的恐怕还真算不清……
对此金玉良言,李鸿章深以为然,大悦之下,当即便欲按照轮船招商的成例,责成盛宣怀督办电报事业。殊不知,这一席对谈,却引出了盛宣怀和胡雪岩两位官商界大佬的世纪华丽对决。
其实莫尔斯在电报机上的造诣,并不出色,技术含量也远不及科班出身的惠更斯,还得靠另外一位技师阿尔弗雷德·崴尔的帮忙,才制造出可以实用的设备。但莫尔斯真正的贡献在于,让电报信息由空间组合变为时间序列,解决了电报技术实用化中最大的难题。
吴佩孚在通电里搂草打兔子,顺便还把主战的张作霖捎带上,说奉系跟皖系卿卿我我,大军入关,也不是个好鸟。张作霖在东北作威作福惯了,被一个师长骂到头上焉能不反击?他联合倪嗣冲先后跳出来,先指责吴佩孚飞扬跋扈,目无纪律,又说曹锟是他顶头上司,这事儿肯定是他策划的,不然一个小师长哪里有这种胆子。结果吴佩孚没慌,曹锟却被这两通电报搞得手忙脚乱,被迫通电辩护。这个误会一直持续到直奉战争行将开打的时候,张作霖还愤愤不平地发通电,说“曹使养电、吴氏马电,相继逼迫”,赫然把无辜的曹锟搁到了首谋的位置。吴佩孚靠着大树,反而没受什么风波。
大清的官员们对电报的正面价值,表现的很迟钝,恰好相反的是,他们对电报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却十分敏锐。沈葆桢曾经致函总理衙门说:“查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制肘。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以骇视听。”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中国官员已经隐约有了预感,通讯手段的革命,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进而导致旧体制的崩溃。
国外都是三码组成一个语素,只有中国是四码,所以叫做四码电报。
恒宁生又折了一阵,心想再这么下去,自己手里一点筹码也没有了,回去跟几个幕僚商议了一下,只好悻悻退了一步。谈判再开的时候,他不敢再坚持旱线登陆的话题,转而搬出中丹两国传统友谊和大北公司在中国的业绩,唠唠叨叨说了半天,最后图穷匕见抛出一套方案:既然旱线权您要收回,没问题,不过大北公司希望能继续租下去。也就是说,旱线还是一如既往地运营,只不过所有权变换了一下。他希望中国方面能够承诺永远只租给大北公司,不和别人发生业务来往。
所以钱钟书在《围城》里借董斜川之口评论说“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也是有道理的。相比起当时国内抱残守旧的那一班老学究,这种灵活脑筋不受西洋留学生欢迎才怪呐。
为了规范经营,也为了打消李鸿章的疑虑,盛宣怀还亲自拟出了《电报局招商章程》,后增为《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上呈于李鸿章,其中就电报局已存的官股与商股的关系、国家的利益作了详实可行的说明,最后强调电报局内部的管理一律按商业原则,政府不得干预,并且提出除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衙门、各国出使大臣所寄洋务军务电信,区别对待地记帐结总作为归还官款外,其他所有各省官府电信一律收取现金,并要先付钱后发电。其他的关于各局用人、洋员的使用和严格要求、巡警沿途保护电杆电线的制度、电码的规格和使用法等等,盛宣怀都作了周密的规定和安排。至此,李鸿章终于对电报总局的改制完全放心,痛快地批准了盛宣怀的建议。
这一玩赏,可玩出了问题。邓廷铿接过金表,看到表盖上赫有一行英文,乃是“孙”字的拼写,联想到近日孙中山就在伦敦活动,龚公使也警告说他可能会改装身份潜入使馆,心中立刻有了答案。邓廷铿表面上不动声色,客客气气把孙中山送出使馆,转身立刻通知了龚照瑗和龚心湛。

南方当然对此乐见其成,谭浩明、谭延闿、陈炳焜、莫荣新、田应诒、刘显世、唐继尧等西南联军将领全体出马,纷纷不吝声援。一时间整个南方连绵通电,与吴佩孚互通声息,声势惊人。吴佩孚更不客气,他把所有声援的通电都转发给各地报馆,让全国人民都看看他一呼百应的气势。
康有为看到光绪心意已定,只好把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弟子召集过来商议,这些学生也都纷纷劝老师外出避祸。康有为很犹豫,因为他们正在策划兵变,想借袁世凯的新军杀掉在天津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在这关键当口,主脑人离开不大合适。谭嗣同说老师你先离开,具体筹划有他们这些学生负责。康有为表示好歹把袁世凯拉拢过来,他走也走得放心。当时袁世凯已经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维新一党受光绪衣带密诏的时候,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侧,只是他本人从来没表明过立场,让康有为很不放心。
吴佩孚在张宗昌这里,只是挨了一小骂。这么一位通电圣手,还曾经被人大骂过,骂的十分刻毒凄惨,而且还就骂在他最得意的通电上。
除了这些,中国人独具只眼,发明出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省字方式。
早在1859年,法国钦差回国后就曾经寄送给清廷一部电报机作为礼品,恭亲王奕䜣却“以为无用相却”,又送还了人家。到了1863年,英、法公使就向清廷建议引入电报,法国人李梅还为清廷开列清单,详估开办电报所需费用,电报线路架设、局所的数目位置,电报价目等等。可惜清廷对于电报毫无兴趣,更不准许铺设电报线路。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就认为电报这玩意“于中国毫无益处,而贻害于无穷”。那时候中国还十分封闭,连修一条铁路都惹得怨声载道,遑论电报。最离谱儿的谣言甚至说那一根一根杆子戳在地上,专门吸地气和死人魂魄,然后顺着线给传到英吉利、法兰西之类的地方去,供洋人吸食。洋人之食地气,如我民之吸鸦片,是上瘾的。
这回清廷派了郑观应来叫阵,背后还有一个更牛的盛宣怀。这两员大将横刀立马往那儿一戳,大北公司尚未开战,士气已沮。
所以民间的商人和普通百姓,都曾多次呼吁电报能够降价,但毕竟这玩意是绝对的垄断经营,民间呼声虽高,终究也是白搭。
在这场以“天下第一官商”的头衔为奖品的战斗中,盛宣怀始终牢牢握紧了电报这个最有力的武器,利用垄断资源精确地掌握对手的情况,贯彻实施自己的意图,判断出手的时机和力度,还扼制了对手的信息传递,一鼓而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作为一名旧时代的官僚加商人,盛宣怀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水平来总结出自己这一胜利的意义和理论基础,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他却凭着商人的本能,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这一战,也就随之隐隐有着20世纪现代信息化商战的神韵了。
股东们和职员们虽然高兴了,老百姓和当官的却都郁闷了。
1916年5月3日,陈宦在摸清楚了湖南汤芗铭和南京冯国璋两位大佬的态度之后,胆气总算壮了起来,发出了第一封通电,劝说袁世凯退位。同时他还在电报里强调各地不能追究袁世凯的责任,即便退位也要享受若干福利云云。经了骆成骧的指点,这份通电立刻收到良好效果。各地报章都纷纷表示赞赏,北洋系也乐见其言。在北京的段祺瑞很欣赏陈宦的提议,整理成退位优待的六项条件,递呈袁世凯。一时间就连袁世凯都觉得陈宦还算讲义气。
为了尽快稳定局面,盛宣怀再次致电刘坤一和张之洞,请求他们公开表态以平复人心。
执政府认定北大学生运动幕后肯定有人支使,理由很简单:“穷学生怎么可能负担得起通电费用!”可见通电之事,实在是烧钱的营生。
饶汉祥通电骈文的最高潮是在民国11年6月6日。当时第一次直奉战争刚结束,直系打算捧出闲居已久的黎元洪当总统。黎元洪说除非答应他废督裁兵的主张,否则绝不接受。他的这份裁兵通电按照惯例,还是由饶汉祥代拟。老爷子自从跟随黎元洪避隐天津以后,发通电的机会少了,可憋得不行,这次得了机会岂肯放过?如椽大笔一挥,洋洋3000多字,创下了民国通电篇幅之最。
已经陷入绝望的慈禧忽然又心生一计,觉得既然跟瓦德西说不通,那么绕开军方,干脆跟各国高层直接沟通,从政治层面寻求解决之道。这时候,她总算意识到电报的好处了。若是以往靠飞骑传送,根本不可能在短短数天之内就跟分布在各个大洲的列强高层都建立起联络,现在几个电报拍过去,瞬息便可搞定。
盛宣怀却觉得曾的提议不错,不妨一试。于是盛宣怀亲自出马,先扔给大东公司一个蜜枣儿。
这第三封通电和马电内容上没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公开的全国通电。
吴佩孚之所以这么牛,除了会打仗会作诗以外,还有一个别的民国将领比不得的优势:此人擅长操纵舆论,对“通电”这把无形利器的威力,比其他军阀理解都深得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吴佩孚数次得意,无不是有通电巧妙助力,在恰当的时候把舆论的威力无限放大为己用,达成枪杆子所达不到的政治效果。化舆论为战场,通电为枪炮,与皖系、安福国会、奉系前后几次通电大战,收放自如,手法纯熟如烹小鲜,竟收全功。
巴黎和会期间,列强罔顾中国利益,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转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北大的学生们群情激愤,决定要采取行动。最后他们决定打电报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告诫他们不可卖国,同时通电全国,表明北大的政治态度。可是通电实在太贵,他们都是穷学生,实在出不起这个钱,只好你一块、我一块地凑,最后凑出近1000块钱,刚够给全国报馆发一次小规模的全国通电,最后居然还剩下300块,买了些竹布作旗帜,在五四运动期间起了大作用。
北洋军阀大多都是以战功起家,世人皆知他们能打,不过也只是能打罢了,在民间却很少有什么好名声。吴佩孚却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衡阳通电大战之前,他不过是走单纯军事路线的北洋将领中的一员;从衡阳之后,依仗通电之力,他从一个颇有战功的师长一跃而成全国皆知的政治明星,人望托着战功飘飘直上青云,没有一个北洋将领能像他这样深孚民望。
既然知道了电报的价格,咱们就来算算发一通电费赀几何。

李敖讲过一个故事。1948年的时候,中国海军在南海抓了一个大海龟,各大报纸都把这当奇闻轶事来报道。但其他报纸都说抓到的是玳瑁,唯独《世界日报》驻上海记者说是乌龟。当时的主编成舍我大怒,发去电报责问,全文仅10个字:“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其对字数的计较,可见一斑。

这一篇通电也确实是好文章,雄浑大气,跌宕起伏,用典精致。读罢只觉得黎元洪真是民国第一伟人,谁又能想象他在武昌起义时惊慌失措的可笑表现。

陈宦之所以来找自己这位老师,除了因为骆成骧名气大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骆成骧当初在辛亥革命的境况与他很相似,都是故主恩重,形势迫人。当时革命风起云涌,清廷已是岌岌可危。骆成骧一方面签名联署劝清廷逊为位,表明立场;一方面他又禁止自己家人参与革命,说“清政久失人望,不免于亡,予岂不知?然革命事业,人可为,汝不可为,以吾家所受知遇,非众比也!”以表示自己顾念旧恩。他的这种举动虽被许多激进革命党人嘲讽,却颇赢得老百姓和社会舆论的赞同,都说他知恩图报,公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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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评论

Comments

知相
我向你道歉,
有你

花已向晚,

付建盛
鲜花是美丽的代言,
个人
那明媚的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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