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不懂得拒绝的人。即使把自己累死。也不会得到别人真正的尊重。因为对方习惯了你的顺从。

柯尔把纸条送到康德黎手里的时候,已经是10月17日晚上,孙中山已经在使馆被拘禁足足七天。康德黎自从孙中山失踪后,急得几乎发疯,四处奔走不得要领。一直到柯尔送来纸条,康德黎才确认自己学生被软禁了。
两万元在民国是个什么概念?民国一等荣光宝星勋章的年俸是3000元;曹锟贿选的时候,选票是卖5000元一张;电报局一等科员一个月薪水才100元——而且已经是小康生活;如果是在民国16年的上海市场,一块钱可以买30公斤大米,两万块可以办起一家小规模的纺织厂。
盛宣怀心中冷笑,这恒宁生也忒天真,只要线路在我手里,想干吗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他让恒宁生拟一个纸面上的方案出来。恒宁生不知是计,几天就呈递了一份合约草案,其中有两条核心条款。第一条:“厦门旱线,由大北公司出资拆除;吴淞旱线由电报局用白银3000两赎回。”——这条吴淞旱线,就是丹麦人偷偷架设、险些气死沈秉成的那条非法线路。
胡雪岩眼看挤兑风潮即将形成,急忙赶往上海坐催协饷,同时还向北京发电报,恳求坐镇军机的左宗棠援手相助。但邵友濂得到风声,已经躲了出去。而胡雪岩发出的求援电报,却被盛宣怀严令扣下,根本一个字都没有发出去,在北京忙于军务的左宗棠又怎可能知晓江南这边已经要翻天覆地?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他请袁世凯邀张振武进京担任总统府顾问,使其远离湖北老巢。张振武不知是计,还以为是袁世凯格外赏识,欣然赴京。他抵达京城之后,袁世凯盛情款待,优待有加。张振武更是放心,还时常宴请宋教仁等同盟会的朋友,畅谈共和大计。孰不知他前脚离开武昌,黎元洪就立刻发了一封密电给袁世凯。
我渐渐懂得儿子了。他九岁时,被台湾作家柏杨称作“小小友”,一起谈论柏杨文集。他十二岁时,请作家二月河伯伯开列必读历史书目。如今,人生航道弯弯曲曲,激流仍然冲出了一条奔向理想的河床。可见,人的热爱是任何力量都遏止不了的。相信年轻人吧,后生可敬,后生可畏。如今的千千万万年轻人,连人生的第一桶金都还没有掘到,甚至还正阮囊羞涩,在浮嚣沉重的现实生活压力之下,像红尘中的虫蚁一样奔忙,每天按部就班地打卡,加班,挣薪水,评职称,供房子,跑关系……
前面说过,电报这东西非常贵。可是究竟贵到什么程度呢?
“废督裁兵”不过4个字,竟被他敷衍成了3000多字的长文,其行文涣散浮华可知。本来举国人心厌战,黎元洪这个提议也算恰得其时。可经过饶这么大肆渲染,主题反而被淹没在辞藻之内。比如开头一段,想表达的意思只是黎元洪被诸省推举出任总统,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而饶电里却絮絮叨叨地说:“众意所趋,情词迫至,人非木石,能无动怀……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欤?”拐弯抹角,全是冗余的垃圾信息。
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此人事迹容后详叙。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废话连篇,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张振武是坏人,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而且全是加过密的,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其效率可想而知。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手法格外生疏。这一译,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才算是译完。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
话说从头,盛宣怀当年挫败胡雪岩染指电报事业的意图,并得到清廷的允许后,开始着手建立电报总局,并拟定《开办自津至沪设立陆线电线大略章程二十条》,委托大北电报公司向国外订购电信器材,为建设津沪电报线路作准备。光绪七年(1881年)冬,津沪陆线竣工,李鸿章奏派盛宣怀为天津电报总局总办,并任郑观应为电报上海分局总办。
要说这计划还是相当有魄力的,整个新增电缆的长度高达2237海里。这两条线如果建成了,就等于把中国纳入了世界电报网络,免去长途书信往来之苦。客观上是好事——但其主使者的用意不言自明。
到光绪二十四年百日维新之时,电报的名分终于确定下来,被新法提升到了正式公文的地位。而恰好也是这个时候,电报的真正政治价值,也在这一年大放异彩。
这一封封的往来电报,织就了东南互保的大网,也撕破了满清朝廷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本来自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朝廷的绿营糜烂不可用,中央政府被迫令各地督抚自募练军起,清朝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地方实际控制的权力,不过靠着曾、左、李等重臣没有什么太大野心,慈禧在中央又有一定威望,还能勉强撑持着老大帝国的威严。有时候人人都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心理惯性使然,不敢作仗马之鸣而已。现如今,这一封封电报赛匕首,似投枪,放干了满清朝廷的最后一滴血。每个人都知道,清朝的统治已经完蛋了,大家擦亮眼睛,只等着看它什么时候咽下最后一口气。11年后的辛亥革命,也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
在电报码的附近,是译好的中文,每四个数字上就有一个手写的汉字在那里。当时的电报译员最繁重的工作,就是要靠人工逐字逐句把电报码翻译过来。
条约虽然签定,但毕竟地方的督抚们不能代表清朝中央政府,也没有外交权,这份条约是没有任何公法效力的。盛宣怀的好友,《新闻报》老板卡尔文·弗格森在签字当天还问他:“今日定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旨否?”所以3天后,一直被督抚们压着没有公开宣布的《宣战诏书》突然在上海被公布,又引起了很多人的震动和猜疑。

这些钻进了钱眼的家伙如此不上路,自然让上边的大佬很不开心,再加上这个行当的确是获利丰厚,又让人眼红不已。所以洋务派的泰山北斗李鸿章刚死,第二年接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就奏明朝廷,希望将电报收归国有,并很快获得了批准,袁世凯也随即被任命为电政大臣。
早期的电报以直流传输于架空单线铁路,以地气完成回路,不能跨越海峡或远涉重洋。1850年,第一条水线跨过英吉利海峡,和法国连接到了一起,并产生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cable——海底电缆。
康德黎后来回忆说,倘若中国使馆早把孙中山运出哪怕一天,他也无能为力,这一切自然要归功于上帝保佑之故。神学上的事姑且不论,孙中山真正要感谢的,恐怕要是那位把电报放错格子的总理衙门译电员吧。若非这位不知名小人物的一点疏失,一代国父差点就魂断伦敦。
天才毕竟是天才,即便是走了些许弯路,仍旧快过别人。惠斯通很快掌握了许林格式电报机的基本原理,并作了改进,制订了几个试验计划——其中一个计划是从伦敦铺设一条电报线到伯明翰,这在当时绝对可以算作是个大手笔。只可惜他的研究因为诸多因素,很快就陷入了瓶颈。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让许多国人——尤其是政客——意识到了电报密码的价值。等到电报开始民用普及之后,无论政府、公司还是个人,都纷纷用起了密电。于是清末民初时期,稍微有些身份和影响力的人,手里除了有一本明码电本以外,都还要带着一本自己专用的电报密码本。
介绍完了盛宣怀和胡雪岩围绕着电报展开的这一场龙争虎斗,我们掉回头来重新梳理一下盛宣怀在电报事业中的助力和重要地位。
荷兰是著名的低地国家,整个国家三分之二都在海平面之下,全靠堤坝撑着。这些常识丹麦人都是极熟的,此时突然被郑观应点破此节,立刻就懵了。
1896年9月23日,孙中山乘坐白星航运公司的麦竭斯底号客轮(S.S.Majestic)跨过大西洋,抵达利物浦,然后坐火车在10月1日到了伦敦。他的打算是在英国盘桓几日,然后再去巴黎考察农业。孙中山开始住在赫胥旅馆,后来应他老师康德黎的邀请,在霍尔旁区附近的沃里克小巷租了一间公寓,甚至还改了一个名字,叫陈载之。
电报是个赚钱的行当,说是“金线”也不为过。各地督抚位高权重,自然不愿意把这个能生金蛋的鸡拱手交出。山东巡抚孙宝琦等人就上奏,反对将本省的分线交给邮传部管理。虽然最后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省电归部”政策得以执行,但是也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那么算下来的话,也就是说,发一封全国性的通电的平均价格将近160块大洋。就算是以政府公函形式收费的话,也要80银元。
从官府的角度来说,除了同样要头疼高昂的电报费用以外,还多了一层矛盾。那就是“官报”和“商报”的顺序之争。
事实也的确如此,大姐元和嫁给了昆曲名伶顾传玠,二姐允和与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周有光结为连理,三姐兆和的夫君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小妹充和则远嫁了外籍汉学家傅汉思……每一对都是琴瑟和鸣,相守情深。虽然不比唐代名将郭子仪七子八婿的富贵逼人,但张家的后代也自多几分闲逸的诗情乐韵吧。
其略文如下:“宦于江日径电项城,恳其退位,为第一次之忠告。原冀其鉴此忱悃,回易视听,当机立断,解此纠纷。乃复电传来,则以妥筹善后之言,为因循延宕之地。宦窃不自量,复于文日为第二次之忠告,谓退位为一事,善后为一事,二者不可并为一谈,请即日宣告退位,示天下以大信。嗣得复电:则谓已交由冯华甫在南京会议时提议。是项城所谓退位云者,决非出于诚意,或为左右群小所挟持。宦为川民请命,项诚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
可能不少人都还记得,小学时代的应用文训练里总有练习写电报的内容。老师先给出一件事,然后要求大家拟定电文,谁能用最少的字数把事情说的最清楚,就能得一朵小红花,让邻桌女生多看自己一眼。
这是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施工并掌管的电报线,建成的地点不在大陆,却在台湾,不能不说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唯一可惜的是,受制于顽固派的阻力和财力的限制,当时尚不能把台湾与大陆以电报相连,丁日昌对此引以为憾。他的遗憾一直到10年以后,才被台湾巡抚刘铭传实现:在后者的筹划下,从福州川石岛铺了一条“闽台海缆”直通淡水,全长达433里,创下另外一个中国第一,从此台湾与大陆联系日益紧密起来。
部里和各省有矛盾,尚书和侍郎之间有矛盾,下边的主管、职员又分成好几个派系,邮传部内部可谓山头林立,一潭水深不可测。邮传部存在的时间是1906年到1912年,短短6年时间,一把手换了13次,最短的一个任期不到半个月。好事的人甚至传言,邮传部的位子坐上去不吉利。这个当然是迷信的说法,其根本原因,还是内耗太消磨人了。第6任尚书、曾经做过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深知其中三昧,他曾经长叹道:“邮传部事难办在权限不一,即用人犹如此掣肘,况兼交涉更须与外务部合办,无怪历任尚书无久任者。”
理事衙门名义上是由上海道的官员担任主审,外国人担任陪审,实际情况恰好颠倒过来:只要是涉及到华洋争议的,都是外国人把持着大权。所以丁日昌特意致函负责理事衙门业务的麦华佗,要求开审此案。
这段佳话还有个小小的注脚,兆和生怕沈从文这个老实头不明白二姐电报的含义,又偷偷一个人回到电报局,拟了一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兆”。无奈发报员看电报是白话,又有平常从未用过的“吧”字,坚持不给发报,兆和求了好半天也没有答应。否则,这封电报没准还能以“第一封电报情书”之名一同载入电报史册呐。
盛宣怀身为天下豪商,眼光独到,也因此始终对电报有一份特殊的关爱。1883年前后,盛宣怀兼任金州矿务局总督办,负责对辽宁金州铁矿的勘探和开采。但金州的矿务工作进展缓慢,难以短期投入生产,正巧在此时,闽、粤两省电线铺设费用告急,面临停工的危险,盛宣怀当即决定,将“暂挪金州矿款十余万金以济急需”,把金州矿务局的款项挪到电报线路建设上去了。这件事被查出后,清廷认为盛宣怀“办理含混,铺张失实”,差点被降职调用,幸好左宗棠虽然和李鸿章不对付,但也知道盛宣怀是个难得的洋务人才,上疏为他开脱。再加上负责调查此事的曾国藩之弟曾国荃认为“挪矿股归入电股,皆据一再禀详,移缓就急,亦尚非有意含混。且苏、浙、闽电线之成,皆得该道移矿就电之力,于军务裨益犹大”,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因此盛宣怀降二级留任,没有被调职。
股东们和职员们虽然高兴了,老百姓和当官的却都郁闷了。

这一走,真是险之又险。因为几乎就在康有为登船的同一时刻,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了戊戌政变。这一次政变的起因,有学者认为是袁世凯回到天津之后立刻向荣禄告密所致;但也有人认为是维新派行事不密,反被慈禧先动了手,袁世凯见大势不妙,这才慌忙向荣禄坦承兵变计划。无论哪一种说法为确,总之慈禧太后在9月21日使出了霹雳手段,先把光绪幽禁在瀛台,然后由步兵统领崇礼亲自挂帅,率领3000缇骑在北京城内外大举搜捕。京城一时间腥风血雨。

于是,紧接着,电报又一次在政治上发出了耀眼的光亮,这一次更是极大的震撼了晚清政治格局。

1881年,盛宣怀家中有事,请假回南方。恰巧此时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赴天津部署军事,李鸿章也急招盛宣怀销假回津。由于牵涉到中日两国在朝鲜利权的争夺,各国对此事都很关注。壬午兵变期间,由于现有的通讯方式效率太低,英、法、德、美各国纷纷要求清廷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还要求添设由上海至广东各口及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的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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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菱
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不是个东西了。
了你

找一个合适的人,

住你
心缠绵,
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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