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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用更柔软的眼光看世界,

第二种是电报的译码成本。因为电报传递的只是信号,还必须让人把文字翻译成电码,再把电码翻译回文字。这在电脑面世之前,是个吃力的活儿。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应该还记得列宁去世那一段儿:
这一份通电宛如雪夜里突然放了一个麻雷子,把北洋和南方都给炸懵了。南边儿不知道这个北洋军的师长搞什么鬼,北边儿不知道这人到底是哪头儿的。全国人民唯一明白就是:一个北洋的小师长,突然骂了如日中天的段祺瑞。
盛宣怀一代官商,何等头脑,加上长期浸淫兴办电报的业务,一眼就明白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丹麦人十年前在上海那手“暗渡陈仓”的计谋。这个先例不除,永远会有后续者蠢蠢欲动。他一边提醒各地华商“自设以争先”,免得被洋人占了便宜,一边和郑观应商量如何应对这一局势。
进入北洋系统之后,盛宣怀被李鸿章委任为派委行营内文案,兼任营务处会办,相当于李的机要秘书。在这个位置上,盛宣怀干得很出色,他的文笔既快且好,传说一日可达万言。人事也处得不错,和李鸿章麾下淮军大将郭松林、周盛传等人关系很好。一年多后,盛宣怀被保升知府,升道员,赏二品花翎顶戴,升迁的速度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了。
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这里姑且不提。不过东南互保事件却生动地表明,电报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从国人眼中的洪水猛兽变成了中国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项关键工具。电报的迅捷让政治变得更加云诡波谲,变数更多。到了清末民初,更是电波纵横,往来频繁。可见电报已深深进入生活,给中国晚清政治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
大北公司先跟租界工部局申请修一条租界专线,而且完全按照欧洲标准,不用现成的5.49米电线杆,而是自己架设4.88米的新电报杆,打好前期埋伏。然后他们把海线接到吴淞口外大戢山岛,设置了一个电报房,一来迷惑清廷,二来作为中转站。
龚照瑗得知孙中山落脚沃里克小巷后,颇有些惊讶。如果仔细查看伦敦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孙中山这间公寓离中国使馆离的很近,他为何甘心住的离虎口如此之近呢?龚照瑗召集一批随员商议,最后他的侄子龚心湛分析说可能是因为孙中山本人也十分渴望了解国内情况和对自己的通缉声势,而想知道这一切,就必须要通过中国驻伦敦使馆。龚照瑗觉得言之有理,遂下令让使馆内工作人员都提高警惕。
在盛宣怀和郑观应的妥善安排下,这条线路铺设和运行的过程相当顺利。建设完毕后,李鸿章还动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了光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譞等宗室、大臣来现场观看。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尔发彼得,倏忽而至”的通讯方式,不禁纷纷赞叹不已。李鸿章于是乘势上书,要求开设电报局和电报学堂,并保举盛宣怀为电报局总办。在李鸿章的强力推动下,此折很快被奏准。李鸿章和盛宣怀先抑后扬,谋定而后动,干净漂亮地赢得了“电报开设”这一战役的胜利。
〖在舍佩托夫卡火车一站的报务室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啪嗒啪嗒地响着,只有内行人才能听懂这不绝于耳的密语。
等到护国军攻拔泸州之后,陈宦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么下去,便暗中指示自己一位手下将领去与护国军谈判——这位谈判代表也并非凡人,他叫冯玉祥——冯玉祥本来就同情护国军,又佩服蔡锷。两下倾谈之后,蔡锷看破了陈宦心中困惑,连写了数封书信,让冯玉祥带给陈宦,对他晓之以义,示之以利。
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证明了盛宣怀的判断。左宗棠和反对派在朝堂之上各执一词,争执不下,而慈禧太后的心思当时正放在如何从日本手中夺回藩国琉球一事上,被这些人吵得烦了,索性各打五十大板,将电报一事搁置不议。左宗棠一场辛苦毫无所获,怏怏地奔赴两江上任。胡雪岩经此挫折,也只好偃旗息鼓,将精力转回他的老本行——钱庄和茶叶、蚕丝生意上去了。
两天后,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元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南互保”条约。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巡抚均派出代表参加仪式,各国对此条约都颇为赞赏,英国虽然由于未能达到独霸长江流域的目的,一直不愿签字,但是毕竟孤掌难鸣,也只有委委屈屈地默认了。
李鸿章的这封电报通电全国后,东南各地督抚松了一口气,反正天塌下来有更高的顶着了。配合李鸿章的行动,盛宣怀接连给张之洞、刘坤一去了急电,提出了“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的具体措施。张、刘复电表示同意,“东南互保”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所以民间的商人和普通百姓,都曾多次呼吁电报能够降价,但毕竟这玩意是绝对的垄断经营,民间呼声虽高,终究也是白搭。
维皇汉九有,奠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迍邅。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隤,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财用匮竭,弗事劝徕,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磬,野无青草,犹复养病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揕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觉我侠士雄夫,所怒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惟精一,在德则刚,制行为纯,故土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竞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充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马牛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令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尽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民生,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复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授,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巨蜿蜒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政之基,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用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难,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凛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权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斥。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
康圣人发不起全国通电,他的“通电”一般只拍给几家大的报社,过过嘴瘾。即便如此,他一年下来通电的费用也得1000多银元,作为个人用度,数字相当可观。

数十年后,有人去美国游历,谈及总统不在时由副总统继任的法律,也用了“储贰”一词,说“美人甫选总统,必择储贰副之”,这都是饶汉祥起的头。美国人了解了这词的内涵以后,不知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电文递到电报总局,盛宣怀看过以后,长思良久,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决定先扣发这封清朝最高统治者发出的电报,并给李鸿章拍发了一封震惊千古的急电。
不过这篇檄文也并非全无妙处。本来郭明明反的是张氏父子,却被饶汉祥作成了一篇敦促张作霖让位张学良的兵谏文章。从头到尾不提张作霖的不是,只是不停称赞张学良,最后说让少帅“总制辽疆”,老帅“婆娑岁月,赏玩烟霞。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可谓乾坤大挪移式的神来之笔。
其实莫尔斯在电报机上的造诣,并不出色,技术含量也远不及科班出身的惠更斯,还得靠另外一位技师阿尔弗雷德·崴尔的帮忙,才制造出可以实用的设备。但莫尔斯真正的贡献在于,让电报信息由空间组合变为时间序列,解决了电报技术实用化中最大的难题。
这么一头约翰牛,哪里会把丁日昌放在眼里!下巴一抬,借口说根本没收到这种文书。丁日昌几次交涉未果,牛劲也上来了。他二话不说,立刻宣布裁遣文件失窃,英国领事馆需要戒严,把领事馆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巴夏礼几次要出门都被挡了回来,最后他在领事馆困守数日,缺衣少食,不得以只好通知丁日昌,说那份文件找到了。丁日昌盯着他把字给签了,这才撤了围。
当时张冀牖和其夫人住在上海,苏州大宅中只有张家姐弟。沈从文数次登门拜访,每次都托故坐好长时间才走,被捉狭的张家姐妹取了个外号“烂板凳”。虽然兵法上说:“千里奔袭,必厥上将军”,但或许是一腔赤诚真能感天动地吧,沈从文这临门一脚起了关键作用,张兆和终于羞答答地露了口风,跟沈从文说只要父母不反对,就答应他的求爱。
1908年,出于发展电报业的考虑,费用再次下调,减了20%。以福建为例,从福州发往直隶的费用是每个字两角二分银元,发往江苏是每个字1角6分银元,发到蒙古最贵,4角银元才能发1个字。
整个风波就此平息,各方皆大欢喜,只有雷诺一个人诉苦无门,饮恨回国。他本来进了一批新的电报线路材料,打算扩大规模,这回也全打了水漂,扔在库房无人问津。
在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为了汇报他和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会谈情况,用密码电报向国内总理衙门拍发了一份长篇电报,其中包含了陆奥宗光给中国政府的绝交书函件全文。孰不知他已经中了日本外务省的圈套。
说起莫尔斯这个人的发明经历,也颇有传奇色彩。此人在开始研制电报机之前,根本不是理工背景出身,而是一位地道的文科生,而且在艺术领域造诣非凡,已是美国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他甚至在1826年到1842年还担任过美国美术协会主席这一职位。为了谋生,也为提高绘画水平,他于1829~1832年间携笔欧游,博得了旧大陆同行和收藏家的不少赞誉。正是在这次旅行的归国途中,他命运的指针悄然被发明之神拨动了。
按照通常的惯例,绝交书应为日文,由清国驻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再加密,拍发国内。可汪凤藻拿到的绝交书,却是已经译好的中文稿件,而且译得四骈六丽,流畅无比,无一字疏漏。
这一次首开战端的是张作霖,他的沁电里直叱吴佩孚“狡黠性成,祸国殃民”;吴佩孚惯以通电起家,张作霖来捋虎须,焉能饶过。他立刻手拟电稿一份,发动了强力反击。这次骂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吴佩孚历数了张作霖十大罪状,说他是“白山黑水之马贼”,把张作霖比喻成“狠若吕布、凶逾朱温”的怪物,甚至连“非我族类,德不能化”这种话都出来了。
1881年,盛宣怀家中有事,请假回南方。恰巧此时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赴天津部署军事,李鸿章也急招盛宣怀销假回津。由于牵涉到中日两国在朝鲜利权的争夺,各国对此事都很关注。壬午兵变期间,由于现有的通讯方式效率太低,英、法、德、美各国纷纷要求清廷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还要求添设由上海至广东各口及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的海线。
中国最早出现的中文电报编码,是一种所谓“四码法”。发明者已经不可考,最先把这种办法整理出来是在1873年,一个驻华的法国人威基杰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选了6800个汉字,编成《电报新书》,后来郑观应把这本书改编了一下,使之更适用于中文,增加了更多汉字,改名叫《电报新编》。从此这种“郑码”便成为中国电报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系统。
大清的官员们对电报的正面价值,表现的很迟钝,恰好相反的是,他们对电报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却十分敏锐。沈葆桢曾经致函总理衙门说:“查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制肘。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以骇视听。”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中国官员已经隐约有了预感,通讯手段的革命,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进而导致旧体制的崩溃。
当时外交决裂,形势万分火急,汪凤藻见中田敬义译的漂亮,不虞有诈,直接让机要员译成密电发回国去。
19世纪的欧美活力十足,一旦有价值的新发明被提出来,立刻就会推广到四面八方,各国都狂热上马立项。短短二十年间,电报线已经象铁路一样,爬满了欧美各国。这个时候,远在亚洲的老大帝国才刚刚睁开眼睛,半是惊讶半是不屑地望着这个崭新世界。电报,不过是诸多奇技淫巧其中的一种罢了。
但随后而来的另一封电报,把刚刚喘了一口气的督抚们又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朝廷下令,各地督抚必须立刻集结兵力,“北上勤王”。
在建立电报总局的同时,盛宣怀还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聘请丹麦人博尔森和克利钦生为教师。一开始的时候,电报学堂是由电报总局这个企业负担其费用的。为了提高学堂的政治地位,鼓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盛宣怀提议学堂应由朝廷的名义开办,由朝廷提供办学经费。他对李鸿章说:“学生俟到局派事之后,薪水由本局开支,所有设立学堂经费系为国家造人才起见,应在军饷内开支,免在商本内归还”,也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这一举措,变电报学堂的性质由原来的民办为官办、私设为正式,吸引了更多的好苗子前来进修。后来,电报学堂还在上海等地开枝散叶,着实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比如曾设计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广州起义烈士陆皓东、民国驻英公使刘玉麟都是从电报学堂毕业的。
盛宣怀却觉得曾的提议不错,不妨一试。于是盛宣怀亲自出马,先扔给大东公司一个蜜枣儿。

更加难得的是张冀牖虽然出身旧式家庭,却有一颗开明的心,对子女的教育和恋爱从来不做限制。曾经有人托媒人向他提亲,他笑嘻嘻地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这在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风气下真是难得。他给四个女儿取名为元和、允和、兆和、充和,每人的名字里都有两条腿,就是寄托了希望女儿们能成为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的心愿。为了避免子女受到家族不良习惯的侵袭,他还学习孟母三迁,从老家合肥先迁上海,后来又搬到了风景秀丽的苏州定居。

光绪皇帝虽非明君,这点政治嗅觉还是有的。光绪曾经颁给过杨锐一纸衣带诏,其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足见这位皇帝对于未来的态度已经相当悲观。尽管谭嗣同建议说可以拉拢袁世凯作为靠山,光绪仍旧心绪不安。他唯恐压在头上的“老佛爷”突然翻脸砸下来,让自己这一派全军覆没,于是便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连续召见袁世凯,极力笼络;一方面又下旨派康有为前往上海,名义上是督办《时务报》,其实是有意想让这位康圣人离开北京这个龙潭虎穴,留下维新派的一点骨血。康有为开始坚决不走,光绪皇帝再三催促,甚至在托林旭转交的密诏里都说出了“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这种露骨的话出来,可见局势之危急。

一可以做点实事开创财源,二可以顺便打击一下老对手,这样的好事哪个不肯做?左宗棠立刻具折上奏,备言设办电报、自强兴国之利,希望朝廷能允许他在两江境内架设电报线路,开展电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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